历史剧的创作始终行走在 “还原真实” 与 “艺术虚构” 的钢丝之上，热播剧《太平年》以五代十国吴越国 “纳土归宋” 为核心命题，用严谨的史实基底搭配戏剧化的情节重构，既让这段小众历史走进大众视野，也引发了关于历史叙事边界的思考。该剧的成功之处，在于让虚构成为真实的注脚，而非颠覆，在乱世图景中完成了对 “太平” 主题的深度诠释。​

  历史真实是《太平年》的根基所在，其核心史实的坚守为剧集奠定了可信性。剧中主角钱弘俶的人物底色完全贴合史料记载：他作为吴越末代国王，性格谦和俭素，“食不重味” 且 “雅好吟咏”，曾编《正本集》存诗数百首；面对被废的兄长钱弘倧，他拒绝权臣处死兄长的提议，宁可放弃王位也要保全亲人，尽显仁德之风。更为关键的是，剧集忠实还原了 “纳土归宋” 这一核心历史事件 —— 太平兴国三年，钱弘俶主动献两浙十三州土地户籍，以和平方式融入宋朝，避免了东南百姓遭受战火，这与欧阳修《有美堂记》、苏轼《表忠观碑》中记载的 “不烦干戈”“民不识兵革” 的历史评价高度契合。此外，剧中诸多细节亦恪守史实，如一闪而过的吴越商人蒋承勋，确为日本史料中记载的嘉兴海商，多次往返中日贸易；即便是半虚构的俞大娘，其原型也源自唐代《唐国史补》中拥有巨型航船的商业女强人，让虚构人物有了历史锚点。​

  艺术虚构则为这段平淡的历史注入了戏剧张力，成为叙事不可或缺的血肉。历史上的钱弘俶继位颇具偶然性，生平记载相对简略，缺乏戏剧冲突，因此剧集构建了 “钱弘俶成长史” 的叙事主线：少年时期乔装查案、被海盗俘虏卷入谍战，中年时期在吴越、南唐与宋朝的夹缝中艰难抉择。这些情节虽于史无据，却符合历史逻辑 —— 五代十国乱世之中，偏安东南的吴越国必然面临多方势力的挤压。剧中开篇赵匡胤父子查办 “烹子为粮” 案的情节，虽与史实存在出入（941 年赵匡胤年仅 11 岁，其父赵弘殷无钦差权限），但通过这一虚构情节，快速勾勒出乱世的残暴底色，为 “太平” 主题的引出埋下伏笔。而 “黄龙社”“秦淮社” 等谍战势力的设定，虽无直接史料支撑，却精准还原了五代十国各方势力暗中角力的时代特征，让宏大的历史抉择落地为具体的人物困境。​

  《太平年》的高明之处，在于实现了虚构与真实的有机共生，让历史剧既有史料厚度，又有叙事温度。剧集以真实历史人物为骨架，以虚构情节为脉络，既没有因追求真实而陷入枯燥的史料堆砌，也没有因过度虚构而脱离历史本质。其虚构始终围绕 “太平” 的核心立意展开：无论是钱弘俶在乱世中的挣扎成长，还是各方势力的利益博弈，最终都指向百姓对安宁生活的向往，这与吴越国 “保境安民” 的国策、“纳土归宋” 的和平抉择形成深刻呼应。这种创作方式，既让观众通过戏剧化情节直观感受乱世的残酷，也让 “纳土归宋” 的历史意义超越了单纯的政治统一，升华为对民生福祉的珍视。​

  作为一部历史剧，《太平年》证明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并非对立关系。真实是剧集的灵魂，确保了叙事的严肃性与厚重感；虚构是剧集的羽翼，赋予了历史以感染力与传播力。当钱弘俶的仁德之心、和平抉择基于史实，当虚构情节服务于时代氛围的营造与主题表达，历史便不再是故纸堆中的文字，而是鲜活可感的生命体验。这种平衡之道，不仅让《太平年》成为一部成功的历史剧，更为小众历史的大众化传播提供了有益借鉴 —— 唯有让真实扎根，让虚构赋能，才能让尘封的历史在当下焕发新的生命力。